李建国的死讯传到周明远耳朵里，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一早晨。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七点二十分出门，步行去纪委大楼。秋天的北城县，早晨的空气里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发黄，风一吹就沙沙地响。他走在人行道上，步子不快不慢，背着手，微微仰着头，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走路姿势——一个纪委副书记该有的派头。
手机响了。是建设局办公室主任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周主任，李建国李科长昨晚没了。”
周明远的手在裤兜里攥紧了手机。他的脚步没有停，表情没有变，但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度：“怎么回事？”
“说是心梗，在车里，开着开着就不行了。”
“确定了？”
“确定了。家属已经认了，殡仪馆那边也去了。”
周明远沉默了几秒，说：“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继续往前走。脚步没有加快，没有放慢，脊背依然挺直。但他的大脑已经在高速运转——李建国死了。心梗。在车里。
李建国有冠心病，这他知道。李建国喝酒不要命，这他也知道。一个冠心病患者酒后心梗猝死，听起来合情合理，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周明远做了二十年纪检工作，见过太多“合情合理”背后的“不合情理”。他的职业本能告诉他，每一个“巧合”都值得被多看一眼。
李建国是沈清案的关键知情人之一。他是市政工程科的科长，当年垃圾填埋场项目的审批和验收都经过他的手。沈清的挖掘机侧翻事故发生后，李建国主导了“操作失误”的定性。他还记得那天李建国在电话里的声音：“放心吧周主任，现场我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问题的。”
七年过去了。“不会有问题的”那个人，现在死了。
周明远走进纪委大楼，刷卡，等电梯，上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里装着一沓复印件——七年前沈清案的举报材料。这些材料的原件已经被他亲手送进了碎纸机，但他在碎掉之前留下了一份复印件。不是因为他想留证据，而是因为他需要知道沈清河手里到底有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翻看着那些复印件，一页一页地，目光在每一行字上停留。沈清的材料写得很详细——工地的地质勘探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中标价格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施工方不具备相应资质，工程监理形同虚设。每一条都有据可查，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
沈清河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是一个退休教师，有文化，懂法律，知道怎么收集证据，知道怎么书写材料。如果他把这些材料递到市里、省里，而不是县里——
周明远将材料装回信封，放回抽屉，锁好。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李建国的死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胸口，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不是因为他怕死——他五十三岁了，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享受的享受了，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而是因为他怕“出事”。怕那些他花了七年时间压下去的东西，被人重新翻出来。
沈清河已经四年没有上访了。四年，足够让一个人放弃，足够让一个家庭认命，足够让一桩旧案被所有人遗忘。但周明远知道，有些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们只是沉到了水底，像淤泥一样，静静地、一层一层地堆积着。只要没有人去搅动，它们就会一直沉在那里，直到永远。
问题是，李建国的死，会不会成为搅动那层淤泥的那根棍子？
周明远不知道。但他决定做一件事——加强安保。
不是请保镖那种大张旗鼓的安保，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融入日常的自我防护。他让办公室把他的停车位从后院调到了前院——后院太暗，晚上没人，前院有路灯，有保安，有监控。他让妻子陈桂兰把家里的门锁换了，从A级锁芯换成了C级，号称“技术开锁三小时内无法打开”。他还给自己买了一个便携式的气体检测仪，巴掌大小，可以挂在钥匙扣上，检测空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
这些措施在他自己看来都有些可笑。谁会杀一个纪委副书记？在北城县，纪委副书记不是得罪人的角色，而是让人害怕的角色。他的一句话可以让一个科长的仕途终结，他的一份报告可以让一个局长的政治生命画上句号。没有人敢动他，因为动他就等于动整个北城县的官场生态。
但李建国的死让他意识到一件事：有些人，不怕官场生态。有些人，不在这个生态里。有些人，已经失去了这个生态里的一切，所以什么都不怕。
沈清河就是这样的人。
周明远决定亲自去“看望”一下沈清河。
不是以纪委副书记的身份——那个身份太正式，太引人注目。而是以一个“老同事”的身份——沈清河退休前是中学老师，周明远的儿子曾经在那所中学读过书，虽然没上过沈清的课，但“校友家长”这个身份足够让他出现在沈清河家门口而不显得突兀。
周二下午，周明远让司机把车停在了沈清河家楼下。他没有让司机跟着，一个人上了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他踩着黑暗的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他敲了门。开门的不是沈清河，是一个年轻男人——沈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