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
刘建明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他转过身，看着王怀安，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了一句：“王县长，你也要小心。”
王怀安没有回答。他重新坐回办公桌后面，拿起那份凉透的茶，一饮而尽。
刘建明走了。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走廊里传来他远去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楼梯口。
王怀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灯光明亮，墙壁雪白，一切都很正常。但他的内心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地震。
李建国死了。周明远死了。两个人都是沈清案的知情人，两个人都是他在这条利益链条上最信任的人。现在，两个人都死了。
他不相信巧合。他做了三十年的官，见过太多的巧合——那些看起来偶然的、意外的、不可控的事件，背后往往有一只手在推动。那只手可能是竞争对手，可能是上级领导，可能是任何一个想要他倒台的人。
但这一次，那只手是谁的？
他想起了沈砚。那个站在门口、眼神冷得像手术刀的年轻人。他在省厅实习过，学的是法医，懂毒理，懂反侦察。他有动机，有能力，有机会。
但王怀安没有证据。他只有直觉，而直觉在法律面前一文不值。
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接通了。
“老马，是我，王怀安。”
“王县长，这么晚了……”马建国的声音带着睡意，但很快就清醒了，“有什么指示？”
“周明远的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刚刚值班的同事打电话给我了。”
“你亲自跟这个案子。不是让别人跟，是你亲自跟。我要知道周明远到底是怎么死的。心梗也好，中毒也好，我要一个确切的答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马建国说：“王县长，这个案子现在在市局那边，陆沉带队——”
“我知道。”王怀安打断了他，“陆沉查陆沉的，你查你的。我需要自己的信息渠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王怀安挂了电话，将手机放在桌上。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咚咚咚，咚咚咚，节奏稳定，力度均匀，像一台永远不会停下来的节拍器。
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沈砚是凶手，他下一个目标是谁？
答案显而易见。
王怀安睁开眼睛，拿起手机，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次是打给他的秘书小刘。
“小刘，明天帮我约一下县公安局的孙局长，我有事找他谈。”
“好的王县长，明天几点？”
“上午九点。”
王怀安挂了电话，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一片漆黑，县政府大院的灯光已经熄灭了大半，只剩下几盏路灯还亮着，在夜风中微微晃动。
他看着那些灯光，想起了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沈清的挖掘机侧翻在基坑里，驾驶室变形严重，沈清被卡在座椅和方向盘之间，满脸是血。他站在工地上，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了。
那时候他没有想过，七年后的今天，他会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因为沈清的死而睡不着觉。
不，他不是因为沈清的死而睡不着觉。他是因为自己的命而睡不着觉。
王怀安拉上窗帘，关了灯，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很暗，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像某种古老的、不祥的鼓点。
他走进电梯，按了一楼。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他看到了电梯壁上自己的倒影——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眼袋浮肿，嘴角下垂。那个人看起来很疲惫，很苍老，很像一个即将走到尽头的官员。
电梯门开了。他走出去，穿过大厅，走出县政府大门。门口停着他的车，司机在驾驶座上打盹。他敲了敲车窗，司机惊醒过来，连忙下车给他开门。
“回家。”王怀安说。
车驶入夜色中，尾灯在黑暗中拉出两道红色的光带，像两条流血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