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将手机放回桌上，没有回复。他不是在逃避——逃避本身就是一种可疑的行为。他是在“没有看到”。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在看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未接来电和一条自称是警察的短信后立刻回拨，因为他会怀疑这是诈骗电话。他会等，等对方再打一次，或者等对方通过官方渠道正式联系他。
这是正常人的反应。而沈砚，现在必须表现得像一个正常人。
他将手机调成了静音，然后走进房间，打开了毒理箱。箱子里还有几样东西他需要处理——那些替代药片的剩余部分、丹参提取物的残留、乌头碱晶体的最后一点库存。这些东西不能留，也不能随便扔掉。他需要用强酸将它们全部销毁，将反应后的废液冲进下水道。
他戴上手套，从箱子里取出那瓶浓硫酸，拧开盖子，在通风橱里——他的书桌上有一个小的便携式通风橱，是他自己用风扇和活性炭过滤器组装的——将那些药片和粉末一粒一粒地扔进烧杯里，然后倒入浓硫酸。烧杯里冒出了白色的烟雾，发出嘶嘶的声响，像一条蛇在吐信子。药片在浓硫酸中迅速溶解、碳化，最后变成了一滩黑色的、粘稠的液体。他将液体倒进马桶，按了两次冲水键，看着那些黑色的残渣在漩涡中旋转、下沉、消失。
然后他将烧杯和通风橱的过滤器拆下来，用丙酮和酒精反复擦拭了三遍，确保没有任何化学物质的残留。这些东西他暂时不会扔掉——它们没有指纹，没有DNA，没有任何可以追溯到他的信息。他可以将它们装在垃圾袋里，过两天扔到城东的那个建筑工地的垃圾堆里，那里每天都有几十吨建筑垃圾被运走，没有人会在意多了一个烧杯和一个过滤器。
做完这一切，沈砚坐在书桌前，打开了记事本。他在今天日期的下面写了一行字：
“周明远现场痕迹布置完成。指纹：假，来源不可追溯。鞋印：42码，六边形蜂窝状，与李建国案（43码，菱形格）不同。药片：已替换，已销毁原片。下一步：刘建明。”
他在“刘建明”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在横线下面写了两个字：
“恐惧。”
刘建明不需要用毒药杀。他只需要用恐惧杀。一个已经被恐惧击穿了外壳的人，会在恐惧的驱使下做出各种蠢事——销毁证据、联络同伙、露出破绽。沈砚不需要亲自去找他，不需要潜入他的办公室，不需要在他的茶杯里下药。他只需要让刘建明的恐惧发酵，让恐惧成为刘建明自己的刽子手。
而让恐惧发酵的最好方式，就是等待。等刘建明知道李建国和周明远的死不是意外，等刘建明意识到自己是名单上的下一个，等刘建明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想着那扇还没有被敲响的门。
沈砚合上记事本，将它放回抽屉的最深处。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街道。街上人来人往，卖水果的小贩在吆喝，一个母亲牵着孩子的手过马路，一个老人在遛狗。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一幅被定格的画。
但他知道，在这幅画的背后，有无数条线正在被拉动。每一条线都连接着一个人——陆沉、林默、刘建明、王怀安。这些人正在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朝着同一个目标汇聚。
那个目标，不是沈砚。沈砚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在他们身后无声移动的、从不现身的影子。
真正的目标，是那台已经开始运转的、不可逆转的、势不可挡的清洗机器。
沈砚的嘴角微微翘起。不是笑，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他的目光穿过窗户，穿过街道，穿过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落在某个遥远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地方。
那里有他要完成的事。那里有他必须走完的路。那里有沈清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