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王怀安没有去上班。
他给秘书小刘打了一个电话，说“身体不舒服，今天不去单位了”。小刘问他需不需要去医院，他说“不用，休息一下就好”。然后他挂了电话，将手机关了机，扔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不想见任何人。不想接任何电话。不想处理任何工作。他只想待在这个房子里，在这四面墙壁的保护下，安全地、安静地、不被任何人打扰地度过一天。
但他做不到。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画面上播着什么节目他完全没有看进去。他的目光在房间里游移着，从天花板到墙壁，从墙壁到地板，从地板到窗户。每一扇窗户都让他不安——它们太大了，太透明了，太容易被什么东西从外面看到了。他起身，将客厅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然后他走到餐厅，拉上了餐厅的窗帘。然后他走到厨房，拉上了厨房的窗帘。
整个一楼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像一个被蒙上了眼睛的巨人。
他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将电视声音调大了一些。电视里正在播一部古装剧，皇帝和大臣们在金碧辉煌的大殿里说着台词，声音很大，很热闹，但那些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变成了一团毫无意义的噪音。
他闭上了眼睛。但他不敢睡。他怕睡着了，那些声音会回来，那个东西会回来。
他坐了一整天。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下午，从下午到傍晚。他没有吃午饭，没有喝水，没有上厕所。他就那样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像一块石头，像一个被遗弃在角落里的、没有人要的东西。
傍晚六点，天黑了。他没有开灯，因为他不想让外面的人看到房子里有光。他坐在黑暗中，听着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砰砰砰，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他的手指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敲着，咚咚咚，咚咚咚，节奏很乱，不像节拍器，像一颗即将爆炸的心脏。
他的妻子王秀兰在五点半下班回到家。她打开门，看到客厅里一片漆黑，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吓了一跳。她打开灯，看到王怀安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脸色惨白，眼睛半闭着，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
“你怎么了？”她走过去，蹲在他面前，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额头是凉的，凉的像冰，但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汗。
“没事。”王怀安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就是有点累。”
“吃饭了吗？”
“没有。”
王秀兰叹了口气，站起身，走进了厨房。她打开冰箱，拿出那盒牛奶——牛奶盒的重量轻了一些，但她没有在意。她拿出几个鸡蛋和一把青菜，开始做晚饭。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声音在空旷的房子里回荡着，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王怀安坐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的声音。那些声音让他安心——不是因为他们有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存在。它们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活动，还有人在做饭，还有人在过着正常的生活。
他站起身，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着妻子的背影。王秀兰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有些松弛的手臂。她的头发盘在脑后，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夹着，几缕碎发垂在耳边。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切菜的时候一刀一刀的，不急不缓。
他忽然觉得她很美。不是那种惊艳的美，而是一种朴素的、日常的、让人心安的美。他想起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在厨房里做饭，他靠在门框上看她，一看就是半天。那时候他没有当县长，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员，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工资不高，但日子过得很踏实。
后来他当上了县长。他的工资涨了，他的房子大了，他的车换了，他的权力大了。但他再也没有站在厨房门口看过妻子做饭。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没有心情。他的心情被那些事占据了——审批、招标、验收、拨款、举报、上访、压下去、再举报、再上访、再压下去。
现在，他终于又有心情了。但也许已经太晚了。
“秀兰。”他叫了一声。
王秀兰转过身，看着他。“怎么了？”
“没什么。”他摇了摇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很轻，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还没落地就被风吹走了，“就是叫你一声。”
王秀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转过身继续做饭。
晚饭做好了。西红柿炒鸡蛋，清炒青菜，一碗紫菜蛋花汤。王怀安坐在餐桌前，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蛋放进嘴里。鸡蛋很嫩，西红柿的酸味和鸡蛋的香味融合得恰到好处。他咀嚼着，吞咽着，忽然觉得这是他很久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好吃。”他说。
王秀兰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是笑，而是一种欣慰，一种被肯定的满足。
吃完饭，王怀安帮妻子收拾了碗筷。他站在水槽前，用海绵擦着碗，水很热，热气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低着头，一言不发，像一个在做家务的普通丈夫。
晚上九点，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那盒牛奶。牛奶盒的重量又轻了一些——他喝了两天了，牛奶快见底了。他撕开吸管口的铝箔封口，将吸管插进去，然后从碗柜里拿出那个白色的陶瓷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