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成形——不是推理，不是判断，而是一种模糊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个现场太干净了。干净到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没有任何指向他杀的线索，没有任何让警方继续追查的理由。但正是这种干净，让他觉得不对劲。
一个自然死亡的人，不会留下一个“完美”的现场。只有一种人的死亡现场会是那样的——那就是被一个完美的人杀死的。
陆沉转过身，走出了卧室。他下了楼梯，走出别墅，站在花园里，看着那栋白色的、欧式的建筑。二楼的窗户还开着，窗帘还在飘，像一个人在招手。
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老方，是我。王怀安坠楼了。我需要你做一个全面的毒理筛查——血液、胃内容物、尿液，所有的都要查。另外，我让人送一份牛奶样本过去，你查一下里面有没有药物残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方明远的声音很低：“你觉得不是意外？”
“你觉得呢？”陆沉反问。
方明远没有回答。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陆沉挂了电话，站在花园里，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晨风中散开，很快就消失了。他深吸了一口，让烟在肺里停留了几秒，然后缓缓吐出来。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了一层鱼肚白，像一条白色的、细长的伤口。
他看着那道白光，脑海中浮现出沈清案的所有细节——七年前的挖掘机侧翻，沈清的死亡，沈清河的上访，李建国、周明远、王怀安的责任，以及那个在省厅实习过的、学法医的、住在城东翠屏小区的年轻人。
沈砚。
他想起了沈砚的那双眼睛——在门口，在图书馆，在任何一次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那双眼睛很黑，黑得像两口深井，井底有什么东西在沉浮，但看不清楚。那不是仇恨，不是愤怒，不是任何激烈的情绪。那是一种更冷的、更深的、更持久的东西。
那是一种执念。一种为了一个目标可以放弃一切、牺牲一切、毁灭一切的执念。
陆沉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他转过身，走向警车，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发动引擎，驶出了别墅区。他没有回宾馆，没有去县公安局，而是把车开到了城东的翠屏小区。
天还没亮，小区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像一只只困倦的眼睛。陆沉将车停在路对面，隔着一条马路，看着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五楼的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
他盯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沈砚的号码。他的手指在拨号键上停了一下，然后锁了屏，将手机放回了口袋。
他没有打电话。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没有证据，没有理由，没有任何可以拿上台面的东西。他只有直觉，而直觉在法律面前一文不值。
但他知道一件事——如果王怀安的死不是意外，如果李建国和周明远的死也不是意外，如果这三起案件真的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团伙所为，那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而是一个拥有法医毒理学专业知识、熟悉刑侦手段、懂得反侦察的高智商犯罪者。
这样的人，不会留下指纹，不会留下DNA，不会留下任何能被常规手段捕捉到的痕迹。
但陆沉相信一件事：没有人能做到绝对的完美。每一个犯罪者都会留下痕迹——不是物质上的痕迹，而是逻辑上的痕迹。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背后，都有一种逻辑。而这种逻辑，就是破绽。
他只需要找到这个逻辑。
就在这时，五楼的灯亮了。不是卧室的灯，是厨房的灯。陆沉看到一个人影在厨房的窗户前晃动，那个人影很瘦，很高，背很直。他端着什么东西，站在窗前，似乎在喝水。然后他转过身，离开了窗户。灯灭了。一切恢复了黑暗。陆沉盯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然后发动引擎，驶离了小区。他没有看到的是，那个人影在离开窗户之前，曾经在黑暗中停留了一秒，朝着他的方向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