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坐在检察院的办公室里。她看着屏幕上的字，沉默了很久。然后她将消息转发给了沈砚，附了一句话：“通缉令明天发。刘建明跑不掉了。你不用再动手了。”
沈砚的回复很快就来了。只有一个字：“好。”
林默看着这个“好”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好的，我知道了”？还是“好的，我不动手了”？还是“好的，我已经动手了”？她不知道。她将手机关了机，放进了抽屉最深处，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刘建明的脸——那张她见过很多次、但从没认真看过的脸。那是一张普通的、没有特征的脸，放在任何一个人群里都不会被人注意到。但那张脸的主人，参与了七年前的那场谋杀。他是传话的人，是协调的人，是善后的人。他没有亲手杀人，但他的手上沾着沈清的血。
现在，他逃了。躲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等着被抓住，等着被审判，等着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他的下场。不是死亡，而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失去一切。权力、地位、尊严、自由，全部失去。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在每一个夜晚被噩梦惊醒，在每一个白天被其他的囚犯唾弃和殴打。
沈砚没有杀他，但杀了他的一切。
林默睁开眼睛，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北城县的夜景，零零星星的灯光散落在黑暗中，像一盘散落的棋子。她看着那些灯光，想起了沈砚说过的一句话：“有些人活着，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贡献；有些人死了，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损失。而有些人，他们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伤害。”
刘建明是第三种人。王怀安、周明远、李建国也是。他们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伤害。现在，他们死了，或者将要死在监狱里。世界不会因为他们的消失而变得更好，但至少，不会再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坏。
林默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她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那份她一直保存着的沈清案材料。材料是复印件，原件已经被周明远碎掉了，但她在检察院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一份备份。她一页一页地翻着，看着那些发黄的纸页，看着那些褪色的字迹，看着那些被红笔标注的地方。
她看到了一张照片——沈清的工作照。照片上的沈清穿着那件蓝色的工作服，站在挖掘机旁边，手里拿着安全帽，笑得很灿烂。他的眼睛很大，很亮，很黑，像两口深井。井底有什么东西在沉浮，但看不清楚。
林默看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然后她合上材料，放回了抽屉。
她拿起手机，开了机。屏幕上有一条新消息，是沈砚发来的：“林默，谢谢。你帮我做的，我会记一辈子。”
林默看着这行字，笑了。那个笑容很短，很轻，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还没落地就被风吹走了。但她的眼睛里有光，那道光很亮，很暖，像冬天里的炉火。
她打了一行字：“不用谢。你是我朋友。”
然后她将手机放进口袋，站起身，穿上外套，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暗，声控灯在她经过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她身后一盏一盏地熄灭。她走下楼梯，走出检察院大门，坐进了自己的车里。她发动引擎，驶入了夜色中。
车灯照亮了前方的路，路很长，看不到尽头。但她不再害怕了。因为她知道，无论这条路通向哪里，她都不是一个人。
车驶过翠屏小区的时候，她放慢了速度。五楼的窗户亮着灯，暖黄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出来，像一个安静的、普通的、幸福的家。沈砚就在那扇窗户后面。林默看着那扇窗户，看了几秒，然后踩下油门，驶过了小区。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驶过的那一瞬间，五楼的窗帘动了一下。沈砚站在窗帘后面，看着她的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着“刘建明”三个字。信封里是空的。刘建明的名字已经被他从名单上划掉了。
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已经不需要死了。通缉令会让他比死更痛苦。沈砚将信封放在桌上，转过身，走进了厨房。母亲在洗碗，父亲在阳台上浇花，乐乐在写作业。一切如常。
他洗了手，走到餐桌前，坐下来。母亲端上一盘水果，说：“吃点水果，早点睡。”沈砚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苹果很甜，汁水在嘴里爆开，像一颗小小的、甜蜜的炸弹。他咀嚼着，吞咽着，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很短，很轻，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还没落地就被风吹走了。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道光很亮，很暖，像冬天里的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