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是在王怀安死后的第十天，第一次咳出血的。
那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六点起床，洗漱，然后走进厨房，给全家人做早饭。小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金黄色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里。他从冰箱里拿出三个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搅散，加入盐和葱花，然后倒进热油锅里。鸡蛋在油里迅速膨胀，边缘变得焦黄，葱花在高温下释放出浓烈的香味。他的动作很熟练，很流畅，像一个做了几十年饭的老师傅。
然后他咳嗽了一下。
不是那种感冒时的咳嗽，而是从胸腔深处涌上来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撕裂他的肺一样的咳嗽。他用手背捂住了嘴，感觉手背上有什么温热的东西。他低头看了一眼——血。暗红色的，像凝固了的糖浆，在他的手背上慢慢扩散开来。
他的手指在灶台上停了一下。他看着那些血，看了大约两秒钟。然后他打开水龙头，将手背上的血冲掉，用纸巾擦了擦手，继续做菜。鸡蛋已经有些焦了，他用锅铲翻了翻，关火，将鸡蛋盛进盘子里。他的动作依然很熟练，很流畅，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他不怕死。是因为疼痛。那种从肺里涌上来的、像火烧一样的疼痛，最近越来越频繁了。以前是一周一次，后来是两三天一次，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发作。每次发作的时候，他都要扶着桌子或者墙壁，等那阵疼痛过去，才能继续做事。他知道这是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沈砚端着粥和鸡蛋走到餐桌前，将碗筷摆好。父亲沈清河从阳台上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喷壶，花白的头发上沾着几滴水珠。他看了沈砚一眼，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了。沈清河没有注意到什么——沈砚的脸色和平时一样，平静，温和，没有任何异常。他不可能注意到，沈砚不会让他注意到。
“爸，吃饭了。”沈砚说，声音和平时一样，不高不低，不冷不热。
沈清河在餐桌前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蛋放进嘴里。鸡蛋有些焦了，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慢慢地咀嚼着，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品味什么珍贵的东西。沈砚在他对面坐下来，也夹了一块鸡蛋，放进嘴里。鸡蛋的焦味在舌尖上蔓延开来，苦的，但他没有皱眉头。他一口一口地吃着，像是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事。
母亲张秀兰从卧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她将毛衣放在沙发上，走到餐桌前，坐下来。她看了一眼沈砚，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一下——不是怀疑，而是那种母亲特有的、不需要理由的关切。
“小砚，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她问。
沈砚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足够温暖。“没事，妈。可能是最近天气冷，有点感冒。”
“感冒了就别逞强，多穿点衣服。”张秀兰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额头是凉的，凉的像冰，“不烧。但你的手怎么这么凉？是不是贫血？”
“不是贫血。就是手凉，天生的。”沈砚缩回手，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但他没有停下来，继续一口一口地喝着。
乐乐从房间里跑出来，书包背在肩上，校服扣子扣错了一颗。他跑到餐桌前，抓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大口，腮帮子鼓得像只仓鼠。
“叔叔，今天放学你来接我吗？”他问，嘴里塞满了馒头，声音含糊不清。
沈砚看着他，看着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看着那两颗缺了的门牙，看着那张被馒头塞得鼓鼓的脸。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不是那种激烈的、让人想哭的暖流，而是一种平缓的、像春天的河水一样的温暖。他伸出手，摸了摸乐乐的头。
“今天不行。叔叔有事。让爷爷去接你。”
乐乐噘了噘嘴，但没有说什么。他低下头，继续吃馒头，小脚在桌子下面晃来晃去，踢到了沈砚的腿。沈砚没有缩腿，就让乐乐那样踢着，一下，两下，三下。那种轻微的撞击感让他觉得踏实，觉得活着，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
吃完早饭，沈砚帮母亲收拾了碗筷，然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他坐在书桌前，打开抽屉，从最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他的病历——不是北城县医院的，是省城大医院的。他在三个月前去省城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拍了CT，做了活检，等了一个星期，拿到了结果。
结果很糟糕。肺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淋巴结和胸膜。医生说，如果不治疗，可能还有三到六个月。如果治疗，也许能延长到一年。沈砚没有选择治疗。不是因为他不想活了，而是因为他还有事要做。化疗会让他虚弱，会让他掉头发，会让他频繁呕吐，会让他无法集中精力。他不能那样。他需要在最后的时间里，保持清醒，保持冷静，保持一个法医应有的精准和理性。
他将病历从信封里抽出来，看了最后一眼。CT片子上的那个阴影，像一朵正在绽放的、黑色的花，在他的左肺上叶静静地开着。医生用红笔在那个阴影上画了一个圈，旁边写着：“大小：3.2cm×2.8cm。性质：恶性肿瘤。建议：立即住院治疗。”
沈砚看着那个红圈，看了很久。然后他将病历放回信封，将信封放回抽屉，锁好。他不需要再看第二遍了。他已经记住了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结论，每一个建议。他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不是医生说的三到六个月，而是他自己计算的时间——他需要多少天来完成剩下的计划，需要多少天来确保家人安全，需要多少天来做完所有必须做的事。
他算过了。答案是四十五天。四十五天，足够他找到刘建明，足够他完成最后一步，足够他安排好一切。四十五天后，他的身体会怎么样，他不在乎。他只需要这四十五天。
沈砚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他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的街道。街上行人如织，卖水果的小贩在吆喝，一个母亲牵着孩子的手过马路，一个老人在遛狗。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一幅被定格的画。但他知道，在这幅画的背后，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地、不可逆转地崩溃。癌细胞在他的肺里疯狂地分裂着，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像一台失控的机器，在他的体内制造着死亡。
他的手机震动了。他看了一眼——是林默发来的消息：“通缉令已经发了。电视台、报纸、网络，全部发了。刘建明跑不掉了。你不用担心了。”
沈砚看着这条消息，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打了两个字：“谢谢。”发了出去。
他没有告诉林默他的病情。他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不是他的家人需要承受的东西，不是他的朋友需要担心的事情。这是他自己的事，他会自己处理。在他死后，他的家人会知道，但不是现在。现在，他们只需要过正常的生活，吃早饭，上学，上班，浇花，织毛衣。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沈砚将手机放进口袋，转过身，走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