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沈砚去了城东的一个小旅馆。
不是去见刘建明——刘建明不在这里，至少他查到的信息显示不在这里。他是去见一个线人，一个他在过去一个月里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中的一个小角色。那个人叫“耗子”，三十多岁，无业，专门在北城县的底层社会里混，什么消息都能搞到，只要你给钱。
小旅馆在城东的一条巷子里，门面破旧，招牌上的字已经褪色了，只能勉强看出“XX旅馆”几个字。沈砚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在看一本发黄的杂志。她抬头看了沈砚一眼，没有问他找谁，只是指了指楼上。
沈砚上了二楼，敲了208房间的门。门开了，耗子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他看到沈砚，笑了一下，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
“沈哥，来了？进来进来。”他侧身让沈砚进去，关上了门。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泡面的味道。耗子在床上坐下来，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沈砚没有坐下，他站在窗前，将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看着窗外的小巷。
“有消息吗？”他问，声音很平静。
耗子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烟圈。“有。刘建明还在北城。没有跑远。”
沈砚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一下。还在北城。这说明刘建明不是不想跑，而是不敢跑——他知道外面到处是警察和通缉令，他知道自己的照片已经上了电视和报纸，他知道一旦出现在公共场所，就会有人认出他。所以他选择了躲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在黑暗中瑟瑟发抖。
“具体位置？”
耗子摇了摇头。“不知道。他很小心，不用手机，不出门，连外卖都是让别人帮拿。我查了他所有的社会关系，没有人知道他躲在哪里。但我有一个线索——他老婆，三天前去城西的一个超市买了大量的方便面、矿泉水和罐头。够一个人吃半个月的量。他一定在城西的某个地方。”
沈砚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扔在床上。信封里是五千块钱。“继续查。有了具体位置，再加一万。”
耗子拿起信封，用手捏了捏厚度，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放心，沈哥。北城就这么大，掘地三尺我也把他挖出来。”
沈砚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走出了房间。他的脚步很快，很稳，和来时一样。但他的身体在抗议——他的左肺在疼，那种像火烧一样的疼痛从胸腔深处涌上来，像一条燃烧的蛇，在他的肋骨之间游走。他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的步伐没有放慢。
他走出旅馆大门，阳光照在脸上，刺眼的。他眯着眼睛，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是凉的，凉的像一把刀，从鼻腔一直割进肺里。那阵疼痛更加剧烈了，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肺里撕裂着，翻搅着，要将他的身体从内部撕碎。他扶着墙，等了几秒钟，等那阵疼痛过去。然后他松开手，走进了小巷。
他没有回家。他去了城西。
城西是北城县的旧城区，房子老旧，街道狭窄，人口密集。这里住着北城最穷的人——打工的、捡破烂的、做小买卖的、以及那些不想被人找到的人。刘建明躲在这里，是最合理的选择。没有人会在意一个陌生的面孔，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没有人会问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沈砚走在城西的街道上，目光扫过每一栋楼、每一扇窗户、每一条小巷。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处理着每一条信息，计算着每一种可能。刘建明不会住旅馆——旅馆需要登记身份证，太危险。他不会住酒店——酒店有监控，太容易被发现。他不会住朋友家——朋友不可靠，随时可能出卖他。他唯一的选择，是租一间不需要登记的房子，用现金支付，不留任何记录。
城西有很多这样的房子。老居民楼，房东大多是老年人，不在乎租给谁，只在乎给不给钱。一间房，一个月三五百块，不要身份证，不要押金，只要现金。刘建明可以在这里躲上很久，久到通缉令被人遗忘，久到追捕他的人放弃，久到他以为安全了。
但沈砚不会让他等到那一天。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走到一条巷子的尽头，停下来，靠在一棵梧桐树上。他的左肺又开始疼了，这一次比刚才更剧烈，疼得他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他闭上了眼睛，将额头抵在树干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树皮粗糙，磨着他的额头，生疼的。但那疼痛比肺里的疼痛好忍受得多。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也许是几秒，也许是几分钟。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暗了。他直起身，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然后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他的步伐依然很快，很稳，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步伐是用多大的意志力在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