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母亲在厨房里做晚饭，父亲在阳台上浇花，乐乐在房间里写作业。一切如常。他换了鞋，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他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记事本，翻到刘建明的那一页。
页面上已经写满了字。刘建明的个人信息、社会关系、生活习惯、可能藏匿的地点。每一条信息都是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收集的，每一条都经过了反复的核实和交叉验证。他将这些信息重新看了一遍，然后用红笔在“可能藏匿地点”一栏里，圈出了三个地方。
城西老居民区，城东废弃工厂，城南城乡结合部。三个地方，三个方向，三种可能。刘建明一定在这三个地方中的一个。他只需要一个一个地排查，一个一个地缩小范围，直到找到他。
沈砚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台灯的光透过眼皮，变成一片暗红色的、像血一样的颜色。他的左肺又开始疼了，那种像火烧一样的疼痛从胸腔深处涌上来，像一条燃烧的蛇，在他的肋骨之间游走。他没有睁开眼睛，没有用手去捂，只是让那阵疼痛在体内蔓延着，像在忍受一种必须忍受的东西。
他想起了医生说的话：“沈先生，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癌细胞会继续扩散，转移到骨骼、肝脏、大脑。到时候，疼痛会更加剧烈，您将无法正常生活。”
他当时问了一句：“如果不治疗，我还有多长时间？”
医生沉默了几秒，说：“三到六个月。”
三到六个月。一百天到两百天。他已经用掉了三分之一。他没有时间了。
沈砚睁开眼睛，从抽屉里拿出那瓶止痛药——医生开的，羟考酮，一种强阿片类镇痛药，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的慢性疼痛。他拧开瓶盖，倒出两片，塞进嘴里，就着桌上的凉水吞了下去。药片在喉咙里卡了一下，然后滑了下去，留下一股苦涩的味道。他知道这种药会上瘾，知道它的副作用很大，知道他不能长期服用。但他别无选择。他需要止痛，需要保持清醒，需要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事。
他将药瓶放回抽屉，锁好。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是北城县的夜景，零零星星的灯光散落在黑暗中，像一盘散落的棋子。他看着那些灯光，想起了沈清。想起了他哥做的糖醋鱼，想起了他哥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了他哥端着盘子转过身来对他笑的样子。那些画面在他的脑海中越来越模糊，像褪色的照片，像被水浸泡过的墨迹，像正在融化的冰雕。他拼命地想抓住它们，但它们还是从指缝间溜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记住这些画面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天，也许下一秒就忘了。癌细胞正在他的体内蔓延，不只是在他的肺里，也在他的大脑里。它会慢慢地吞噬他的记忆，吞噬他的思维，吞噬他的一切。在他死之前，他会变成一个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沈砚拉上窗帘，转过身，走回书桌前，坐了下来。他拿起笔，在记事本上写了一行字：“四十五天。刘建明。城西老居民区。”然后他在“城西老居民区”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在横线下面写了几个字：“明天开始。”
他将记事本放回抽屉，锁好。然后他关了台灯，躺在床上，双手交叠放在胸前，闭上了眼睛。他的呼吸很轻，很浅，像是怕惊动了什么。窗外的路灯在风中微微摇晃，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晃动，像一个无声的、缓慢的、催眠的钟摆。
他盯着那个钟摆，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他快要睡着了。但在意识沉入黑暗的最后一瞬，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刘建明躲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灯关着，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恐惧的气味。他坐在角落里，双手抱着膝盖，身体在发抖，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沈砚看着那个画面，嘴角微微翘起。不是笑，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他的目光穿过天花板，穿过屋顶，穿过夜色，落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落在那个瑟瑟发抖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