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过。三年前刚来的时候，我不肯交。赵五爷的人把我铺子砸了，伙计打伤了，货也毁了。我去衙门告，衙门的人说‘证据不足’。后来我就交了。交了，就没事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很多疤。
“王掌柜，如果有一天有人带头不交，你跟不跟？”
王掌柜抬起头，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跟。”
第二天，沈知微去了对面的茶馆。茶馆李老板，五年前来的，交了五年“茶水钱”，三百两。他的儿子想考科举，赵五爷的人当着孩子的面说“开茶馆的也配读书”，孩子气得大病一场，再也不肯去学堂。
沈知微听完，只说了一句话：“李老板，如果有一天有人带头不交，你跟不跟？”
李老板把抹布往桌上一摔：“跟！不交这破钱了！”
街角的杂货铺老周，交了七年，铺子最小，交得最少，但交得最憋屈。赵五爷的人每次来都要踹一脚柜台，骂一句“穷酸”。沈知微去的时候，他正在补柜台上的裂痕。钉子钉歪了，拔出来再钉，手在抖。她蹲下来，帮他把钉子扶正。
老周看了她一眼，没说话。钉完了，他放下锤子，坐在门槛上，想了很久。
“沈掌柜，我这条街住了二十年。我不想搬走。”
这条街上一共二十三间铺子，沈知微走了二十一家。有两家不肯见她——一家是当铺的伙计开的绸缎庄，一家是赵五爷的亲戚开的酒楼。剩下的十九家，有十五家说“跟”，四家说“再看看”。
十五家。够了。
沈知微把这些人召集在城外一间破庙里。不想让赵五爷的人知道。
破庙里点了两盏油灯，光从下面往上照，把那些人的脸照得明明暗暗。王掌柜、李老板、老周，还有卖布的阿芳、卖鞋的老孙、卖胭脂的小陈。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表情——不是愤怒，是疲惫。那种被欺负久了、忍习惯了、连生气都觉得累的疲惫。
沈知微站在他们面前。
“各位，赵五爷的‘茶水钱’，大家交了多少年了？”
王掌柜：“三年。”李老板：“五年。”老周：“七年。”一个比一个久。最后一个说话的卖鞋老孙：“十年。”
“加起来多少钱？”沈知微问。没有人算过。她帮他们算：“十五家加起来，两千一百多两。够在这条街上再开五间铺子。”
破庙里安静了。
“这些钱去哪儿了？进了赵五爷的口袋？进了钱贵的口袋？进了陈延的口袋？”
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都知道答案。
“我查过了。钱贵那间当铺，每个月十五和三十，都有一笔大额进账。少则两三千两，多则五六千两。这些钱第二天就被转走，进了陈延的户头。我们交的‘茶水钱’，不是给赵五爷的，是给户部侍郎的。”
破庙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王掌柜开口了，声音有些哑：“沈掌柜，你说这些，我们都信。可我们知道了又能怎样？告到衙门去？衙门的人跟陈延是一伙的。”
“不告衙门。”
所有人都愣住了。
沈知微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展开。上面写着一行字——“户部侍郎陈延，纵容亲属勒索商民，收受赃银，请御史台查办。”下面列着聚财典每月进账数额、钱贵转出银子的日期、陈延收受的总额。每一个数字都有来源，每一笔账都有据可查。
“这不是状子。状子是告到衙门的，没用。这是一篇文章，要登在报纸上的。”
“报纸？”几个人面面相觑。
“京城有一份报纸叫《民声》。只要登上去，全京城的人都能看到。到时候，陈延想压都压不住。他可以把状子压下来，可以把人关起来，可以把铺子封了。但他压不住全京城人的眼睛。”
破庙里安静了很久。
老周站了起来。他是最老的，也是最穷的，背有些驼，手有些抖，但眼睛很亮。
“沈掌柜，我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年。二十年前，这里没有赵五爷，没有‘茶水钱’，大家各做各的生意，和和气气的。后来有了当铺，有了赵五爷。我老了，没本事跟他们斗。但如果你带头，我跟着。”
王掌柜也站了起来：“我跟。”
李老板也站了起来：“我跟。”
一个接一个。十五个人，全部站了起来。他们站在破庙里，站在油灯的光里。
沈知微看着他们，眼眶有些发酸。她没有哭，只是朝他们深深福了一礼。
“多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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