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省检察院大楼，地下一层。
这里是档案室和设备间，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纸张发霉和灰尘混合的味道。
但在走廊的最深处，有一间刚刚被改造出来的房间。
房间不大，墙壁是新刷的白色乳胶漆，刷得很仓促，还能闻到淡淡的刺鼻气味。天花板上没有装灯罩，只悬着一个两百瓦的白炽灯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和惨白的光。
房间里唯一的陈设，是一张焊死的铁桌，和两把同样焊死在地上的铁椅。
陈清泉就坐其中一把铁椅上。
他的双手被手铐反铐在椅背上，身上还穿着那件在吕州会所里被抓时穿的丝质衬衫，前襟上有一块已经干涸的、深色的洋酒渍。
他在这里坐了四个小时了。
四个小时里，没有人进来，没有人跟他说话。只有一个穿着检察制服的年轻人每隔一小时进来一次，检查一下墙角录像机的红灯，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
一开始，陈清泉心里是愤怒和不屑。
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能动用的所有关系——赵瑞龙、高育良，甚至还有一些他不常联系、但欠过他人情的省级干部。他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场小题大做的闹剧。等他出去了，他要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检察官知道，吕州的天，姓什么。
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那种虚无的愤怒，开始被一种更真实的、冰冷的恐慌所取代。
他开始回忆被抓的每一个细节。
那个叫侯亮平的年轻人，证件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带队的那个中年男人，他后来想起来了，是省公安厅厅长肖钢玉。肖钢玉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
还有最后，那个从头到尾只说了几句话、却让他感觉浑身发冷的男人，那个自称是专案组组长的祁同伟。
陈清泉在脑子里搜索着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
但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才是关键。
他想起了自己被拖出会所时，声嘶力竭喊出的那个“高”字。他是在向祁同伟示威，也是在给自己壮胆。
可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就像一头大象，根本不会在意脚下的一只蚂蚁在叫嚣什么。
恐慌像冰水，从他的脚底一点一点往上漫。
审讯室的门，终于开了。
走进来两个人。不是之前那个检查录像机的年轻人。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检察官，国字脸，表情严肃。另一个三十出头，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
两人在陈清泉对面的铁椅上坐下，打开文件夹。
“姓名。”
“陈清泉。”
“职务。”
“吕州市法院院长。”
中年检察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陈清泉，你的职务是吕州市公安局局长。不是法院院长。”
陈清泉愣了一下，随即脸上浮现出一丝恼怒：“口误。我是公安局长。”
他被这四个小时的静默和压抑搞得有些神经质了。
讯问在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下进行着。问的都是些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工作履历、家庭成员。陈清泉一一作答，语气恢复了一贯的傲慢和不耐烦。
当问到“你与山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有无经济往来”时，他甚至翘起了二郎腿——在铁椅允许的活动范围内。
“没有。我是公安局长，我懂纪律。跟企业能有什么经济往来？”
讯问持续了一个小时，结束了。
两人合上文件夹，站起来，走了出去。
门再次关上。
又是漫长的、令人窒息的等待。
十二个小时后，门再次打开。
还是那两个人。
这一次，他们没有问话，直接将一沓厚厚的银行流水单放在了铁桌上，推到陈清泉面前。
“这是你妻子吴霞名下三个银行账户过去五年的收支明细。我们注意到，其中有十七笔超过十万元的大额入账，汇款方分别来自六家不同的公司。”
戴眼镜的年轻检察官指着流水单上的几行数字。
“我们查了一下，这六家公司，虽然注册地不同，法人代表也不同，但他们的办公地址，都在吕州市德林大厦的同一层。而德林大厦的产权，在山水集团名下。”
陈清泉盯着那些流水单。
那些数字像一条一条的毒蛇，在他眼前扭动。
他翘起的二郎腿，缓缓放了下来。
“我妻子的事，我不清楚。”他的声音有些干，“她自己做点小生意，赚了点钱。这些我不关心，也没问过。”
“是吗？”中年检察官看着他，“那你妻子的生意，做得很大。大到可以在京州全款买两套房，在澳洲给你女儿买一辆保时捷。”
陈清泉的呼吸停滞了一秒。
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这是诬陷。我要见我的律师。”
中年检察官没有理会他，将另一份文件放在了桌上。
那是一份证人证言的笔录。
“吕州‘金色年华’夜总会的老板，叫黄三。上个月因为拒绝向你的一个手下缴纳‘保护费’，被打断了三根肋骨，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这是他向我们提供的证言。他说，那个手下明确告诉他，钱是交给你陈清泉的。”
陈清泉的脸色彻底变了。
他的身体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恐惧。
他猛地从椅子上挣扎了一下，手铐和铁椅碰撞，发出“哐当”一声。
“诬陷！这都是诬陷！我要见赵瑞龙！我要见高书记！”
他终于喊出了那两个名字。
但两个检察官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溺水者做着最后的、徒劳的挣扎。
他们收起文件，站起身，走了出去。
这一次，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
从门缝里，陈清泉看到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是祁同伟。
他手里端着一杯水，冒着热气。
他走到审讯室门口，没有进来，只是把那杯水放在了走廊地上，离门大约一米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