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
张家村，天还没亮，就热闹起来了。
村口的老槐树下，又搭起了长条桌。但这次，桌子不是三张，是十张。桌上铺着崭新的红布，布上码着的不是一沓沓毛票，而是一捆捆崭新的“大团结”——十元面额的人民币，用红纸扎成方砖，整整齐齐，摞成小山。
桌子后面，坐着的不再是三个人，而是十个人。张天居中，左右是李老师、陈志文、王德发、赵大山、王建军，还有四个新面孔——食品加工厂的四个车间主任。每人面前都摆着一本账册，厚厚实实，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张家村合作社年度分红账目”。
村民们把槐树围得水泄不通。但与去年不同，今年没人急着往前挤，没人喧哗，没人跺脚。大家安静地站着，脸上带着笑，眼里闪着光，但更多的是沉稳，是踏实，是一种经历过风雨后的从容。
“乡亲们！”
张天站起来，手里拿着的不再是铁皮喇叭，而是一个银光闪闪的麦克风——这是他从省城带回来的，连着一个小型扩音器，声音洪亮清晰。
人群瞬间安静。两千多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他。
“今天，又是小年。又是咱们合作社，分红的日子！”
掌声响起，热烈，但有序。
“今年，是咱们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这一年，咱们干了啥？”张天顿了顿，声音提高，“砖瓦厂，扩建了，日产砖一万五千块，瓦八千片。砂石场，扩建了，日产砂一千五百方，石八百方。养殖场，扩建了，养鸡两万只，养猪五百头。食品加工厂，扩建了，产品从四种增加到十种，新增了酱鸭、风干鸡、火腿、香肚、真空烧鸡、精品腊肉礼盒……”
他每说一项，人群就爆发一阵欢呼。
“这些，是咱们看得见的。”张天继续说，“还有看不见的。咱们村，通了电，修了路，盖了新房。孩子们，有了新教室，新图书室。老人们，有了养老金，有了合作医疗。年轻人，有了工作，有了奔头。咱们张家村，不再是穷得叮当响的穷村，是全县，甚至全省，都数得着的富裕村！”
“好！”有人喊，声音哽咽。
“这一切，是因为啥？因为咱们组织起来了，因为咱们有了合作社，因为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张天声音激昂，“去年这个时候，我说，今年年底，咱们要出十个万元户。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目标，咱们实现了！不但实现了，还超额完成了！”
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足足三分钟。
“下面，请合作社会计陈志文，公布账目，宣布分红！”
陈志文站起来，拿起麦克风。他的手有点抖，但不是紧张，是激动。他深吸一口气，翻开账册，声音洪亮……
“现在，点名，发钱！”陈志文拿起花名册，声音发颤，“王德发！”
“到！”王德发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今年四十六岁，但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红光满面，腰杆笔直。身上穿着崭新的呢子大衣，脚上是锃亮的皮鞋——这都是合作社发的福利。
“王德发，砖瓦厂技术总监，工资一千二百块，奖金八百块，分红……两千四百六十二块。总共，四千四百六十二块！”
陈志文数出四十四捆“大团结”，每捆一百块，又数出六十二块零钱，递过去。王德发接过钱，没数，直接装进随身带的黑色人造革提包里——这也是合作社发的。他转身，面对乡亲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下，脚步沉稳。
“赵大山！”
“到！”赵大山走出来。他今年四十二岁，但胖了一圈，肚子都起来了。穿着崭新的皮夹克，戴着鸭舌帽，像个城里干部。
“赵大山，养殖场场长，工资一千二百块，奖金八百块，分红……两千一百八十四块。总共，四千一百八十四块！”
同样四十一捆“大团结”，加八十四块零钱。赵大山接过，装进提包，转身，也鞠了一躬，但眼眶红了。他想说话，但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抹了把脸，退下了。
“陈志文！”
陈志文念到自己的名字，顿了一下，继续念：“陈志文，合作社会计，食品加工厂副厂长，工资一千五百块，奖金一千块，分红……三千零七十二块。总共，五千五百七十二块！”
五十五捆“大团结”，加七十二块零钱。陈志文把钱递给旁边的李老师，李老师接过来，又递给他。陈志文接过，手不抖了，但眼眶红了。他想起一年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病重，无钱医治。现在，他一年挣五千多，母亲病好了，家里盖了新房，妹妹上了高中。这一切，都是合作社给的，都是张天给的。
“李建国！”
李老师站起来，走到桌前。他今年四十七岁，但头发白了一半，眼镜片也更厚了。但精神很好，腰杆挺直，穿着半新的中山装，袖口还磨着毛边——他坚持不穿新衣服，说“教书先生，就得有教书先生的样子”。
“李建国，合作社监事主任，砖瓦厂、砂石场、食品加工厂负责人，工资两千块，奖金一千五百块，分红……四千八百三十六块。总共，八千三百三十六块！”
八十三捆“大团结”，加三十六块零钱。李老师接过钱，没装进提包，而是直接放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