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把脖子上那条磨得起了毛的旧围巾系紧了些，站在东厢房门口，瞧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槐树枝在风里头晃来晃去。
中院传来刘海中扯着嗓门训儿子的声音，大概是嫌孩子没把蜂窝煤码齐整。
前院隐隐约约有张家媳妇和李家婆娘拌嘴，为的是谁家晾衣服多占了一截铁丝。
四厢房那边，阎埠贵拿着个小本子，跟对门的老刘头在算什么账，两个人手指头比划着，脸都冻得通红。
赵安把目光收回来，转身把门掩上了。
屋里比外头强不了多少，冷气从门缝窗缝一个劲儿地往里钻。
王桂芬正蹲在炉子跟前，小心翼翼地用火钳夹起最后几块碎煤，添进快要灭了的炉膛里。
火光映着她那张过早爬上皱纹的脸，愁容怎么都散不开。
“妈，煤又快没了吧？”赵安走过去，把火钳接过来。
“还能烧个一两天。”王桂芬叹了口气，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
“你爹厂里发的那个煤本，这个月的数用完了。上外头买吧，贵不说，还不好买。”
赵安静静地看着炉子里重新蹿起来的微弱火苗。
1950年，票证制度还没有全面推开，可像煤炭这样要紧的物资，国营单位的职工有定量供应，凭“煤本”买，价钱便宜。
要是超过了定量，就得去市场上买“议价煤”，价钱贵出一大截，而且时有时无。
赵家只有赵大山是轧钢厂的正式工，手里有煤本。三个大人（算上赵安）加上三个小孩，那点儿定量根本不够烧。
一入冬，王桂芬就带着孩子们捡煤核、拾柴火，再加上精打细算地省着用，才勉强撑到了现在。
可这天儿，一天比一天冷。
“妈，我明儿个赶早起来，跟静子他们再到铁道边上瞅瞅去。”赵安开了口。
那儿常有拉煤的车跑过去，能捡着从车上颠下来的碎煤渣。
“你这病才刚好，别往外头跑了，天冷。”王桂芬摇了摇头，“让你爹再寻思寻思别的法子，看厂子里能不能……”话说到一半便停下了，她自己心里也清楚指望不大。赵大山就是个普通钳工，哪有那么大的脸面。
正聊着呢，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了，赵大山带着满身的凉气走了进来，眉毛和胡子茬上全挂着一层白霜。
他手上拎着个旧帆布包，看着比平时要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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