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陈知微发高烧了。
不是普通的发烧。普通的发烧是身上烫、脑袋晕，但这个不一样——他是从骨头里往外烧。像有人在他身体里面点了一把火，烧得他浑身发颤。
他妈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吓得把手缩回去了。
“怎么这么烫！”
她去找体温计，甩了又甩，塞进他腋下。五分钟后抽出来，水银柱顶到了头。四十度。她不信，又量了一次，还是四十度。
“他爸！他爸！”
他爸从客厅跑进来，嘴里还叼着烟。他妈把体温计塞给他看，他爸把烟掐了，弯腰看了看陈知微的脸。
“送医院。”
他爸把他从床上抱起来。陈知微想说自己能走，但嘴张不开，眼皮也抬不起来。他感觉自己像一块被火烧着的木头，被人扛着往外走。耳边是他妈的声音，在打电话叫出租车，声音抖得厉害。
急诊室。白炽灯很亮，晃得他难受。
护士给他量了体温，又量了一次，然后叫来了医生。医生问了几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烧的，有没有呕吐，有没有咳嗽——他妈一一回答，声音还是抖的。
“先输液降温。”医生说。
护士在他手背上扎针。他感觉到针头刺进去，但不太疼。不是不疼，是太疼了，疼到麻木了。
他妈坐在病床边，攥着被子角，攥得指节发白。她没怎么哭，就是一直攥着那个被子角，攥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爸在走廊里抽烟。护士说了好几次，他掐了，过一会儿又点上。走廊的地上全是烟头。
第一天。
陈知微没有醒。
烧退了一点，从四十度降到三十九度，但就是不醒。医生检查了瞳孔，听了心跳，看了嗓子，说一切正常。抽了血，化验结果也正常。
“可能是病毒性脑炎，”医生说，“但目前没有明显症状，建议再观察。”
他妈坐在床边，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
烧又上去了，三十九度五。
他爸请了假，他妈也请了假。两个人都守在病房里。他爸不说话，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被护士赶出去好几次。他妈开始跟他说话，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他。
“知微啊，你听见妈说话吗？听见了就动动手指。”
陈知微听见了。
他听见他妈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模模糊糊，但他听见了。他想动手指，可手指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动不了。
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动不了。
“妈。”
他在心里喊了一声。嘴没张开，声音没发出来。
第三天。
他妈的嗓子已经哑了。不是哭哑的，是说话说哑的。她一直在跟他说话，说小时候的事，说他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叫妈、第一次上幼儿园。
“你小时候可胆小了，上幼儿园第一天，哭了整整一上午。老师打电话让我去接你，我去了一看，你抱着小椅子坐在门口，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他爸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
“他小时候也这样？”他妈回头问他爸。
他爸没说话，把烟塞回口袋里，走过来看了看陈知微的脸。然后转身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