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斜照进四合院天井，砖缝里的影子已经缩到墙根。陈默站在堂屋门前的石阶上，手里捏着一张纸，边角被风吹得微微翘起。他没动，也没说话，就那么站着，工装袖口磨得发白，右眉骨那道月牙疤在光线下显出点暗红。
院委会五个人坐在堂屋里八仙桌旁，三大爷摘了眼镜擦，另一个戴红袖章的女人低头翻本子。外面陆续有人探头，又缩回去。许大茂蹲在厨房门口搓煤球，手停在半空，眼睛盯着陈默的方向。
“我来，是为了一件事。”陈默开口，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昨天上午，税务的人来查我店里的账，说有人举报我偷税漏税。”
屋里没人接话。三大爷重新戴上眼镜，看着他。
“查了一个多钟头，账本、票据、银行回单，全看了。走的时候，他们留了这张条。”陈默把手中那张纸展开，举起来，“上面写着：经查，暂未发现偷税漏税证据。落款是区税务局稽查组，时间是昨天十一点四十二分。”
他往前一步，把纸递给桌边最靠近门的那个委员。那人接过，传给旁边的人。一圈看完，纸又回到陈默手里。
“既然税务没查出问题，这事就算了吧？”戴红袖章的女人说，“举报也是权利，不能说谁举报错了就得挨罚。”
陈默点头：“举报当然可以。可这个人，不是第一次了。”
他从工装内袋掏出个小本子，翻开一页：“去年十一月，许大茂向厂纪检组举报我私卖废铁，说我夜里运货。结果呢？三大爷您去厂里查过，我那几天连车间都没出。倒是他自己，登记簿上写着三次借用放映设备往外拉货，说是宣传革命影片，可谁见着放了？”
三大爷咳嗽一声，没否认。
“今年三月，他又举报我倒卖电筒，说我在黑市收票。那次查下来，还是没实据。厂里给了他一个口头警告。”陈默合上本子，“这三年里，四合院一共接到七次对外举报，其中五次是他提的。而被他反复举报的，只有我一个。”
院子里安静下来。几个晾衣服的女人停了手，往这边看。
“你要说他是关心公家事，那他为什么不往单位报？为什么偏要找税务的老张私下递材料？”陈默看向门口，“老张走那天，胡同口晒太阳的赵大爷听见了——老张对他说：‘再诬告，我就报所里备案。’这话，现在还能去问赵大爷。”
没人动。但有人轻轻点了点头。
许大茂猛地站起来，煤球筐一歪，滚出两个黑疙瘩。“你血口喷人！”他嗓门拔高，“我是为公家着想！你账做得太干净，反而可疑！谁信一个钳工出身的人，能把发票存根都编号归档？”
陈默不看他，只对院委会说：“他还监视我。”
这句话落下，连屋里的人都抬起了头。
“从三月底开始，我记了他在我店门口出现的时间。”陈默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纸，“四月二号，上午九点十七，他在街对面站了二十三分钟；四月五号，下午两点零八，他躲在垃圾箱后头；昨天税务来查，他提前半小时就蹲在文化站后巷，手里攥着那张抄来的单子。”
他把那张时间表放在桌上：“我本来不想拿出来。可他今天早上还在问我邻居，说我是不是慌了神，晚上睡不着觉。我想问问大家——一个正经举报的人，为什么要盯着被举报人的动静？他是在等我出错，好往上爬吧？”
屋里静了几秒。三大爷低声说：“这表……是你自己记的？”
“每一笔都是当天记的，有日期，有天气备注。”陈默说，“要不信，可以去查我店门口的地面。他常站的位置，水泥地比别处浅一块——踩得多，灰都被蹭没了。”
戴红袖章的女人伸手摸了摸那张纸，又抬头看其他委员。有人皱眉，有人摇头。
“我没……我不是监视！”许大茂冲进来，脸涨成猪肝色，“我是路过！我天天要上班！文化站就在那条街上！”
“那你解释一下，”陈默终于看他，“三月二十八号，你轮休，却在下午四点出现在我店后巷，跟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说话。那人是谁？你们说了什么？”
许大茂嘴张了张，没出声。
“我不用你说。”陈默收回目光，“我只是想知道，一个人连续三年针对同一个邻居搞小动作，造谣生事，现在还勾结外人上门查账，这种行为，该不该管？”
三大爷重重放下茶缸，水花溅出来。“老许，”他盯着许大茂，“你以前那些事，我都当你是嘴碎。可这次，你真做过头了。”
“就是！举报可以，不能栽赃！”另一个委员拍桌子，“咱们院里讲的是团结互助，不是背后捅刀子！”
“我……我是为了公家……”许大茂声音弱下去，手抖着抓裤兜。
“你还嘴硬？”戴红袖章的女人站起来，“明天起，你文化站的放映资格停一个月！季度福利品优先权也取消！另外——”她扫视一圈，“你得写份检讨，贴在院门口，让大家看看什么叫乱告状的下场！”
没人反对。三大爷点点头，算通过。
许大茂僵在原地，脸色由红转白，嘴唇哆嗦着，一句话说不出。他慢慢走到堂屋角落的木凳上坐下，有人递来纸笔。他拿笔的手抖得厉害，墨水滴在纸上，晕开一团。
陈默站在石阶上，没动。他看着许大茂低头写字，背弓着，像被抽了筋。院里人渐渐围过来，指指点点，有人冷笑，有人摇头。
他把手中那份决议复印件折好，塞进工装内袋。阳光移到门槛上，照着他脚前的一小片地。风穿过院子，吹动晾衣绳上的布条，啪地一声打在竹竿上。
许大茂的笔尖划破纸，发出刺啦一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