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祁同伟去找妇联。
妇联在镇政府二楼。楼梯口堆着旧报纸，落了一层灰。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烫了头，穿着碎花衬衫，正嗑瓜子。瓜子壳掉在桌上，堆了一小堆。
祁同伟敲了敲门框。
“你好。我是司法所的祁同伟。”
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把瓜子壳扫到一边。
“有事？”
“石河子村的李秀兰，家暴。要离婚。需要妇联出面。”
女人的手停了一下。
“李秀兰？那个被打了十年的？”
“你知道她？”
“知道。来过好几次了。”女人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离不了。她男人不离，村里不给开证明，她娘家没人。我们去了也没用。”
祁同伟站在门口，没动。
“这次不一样。”
“哪不一样？”
“这次有人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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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回到司法所。老周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落下去，咔嚓一声。
“妇联怎么说？”老周没抬头。
“去过好几次了。没办成。”
老周把斧头立在木桩上，直起腰。
“这事不好办。没伤情鉴定，没报警记录，她男人不离，村里不支持。你拿什么离？”
祁同伟没说话。他看着老周脸上的汗，顺着鼻梁往下淌。
“伤情鉴定，现在就去做。报警记录，今天去补。村里不支持，我一个个去找。她男人不离，法院判。”
老周看着他。
“你才来几天？”
“五天。”
“五天就想翻天？”
祁同伟没回答。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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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带着李秀兰去镇卫生院。
医生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把李秀兰的胳膊抬起来看了看，又看了看她脸上的伤。
“这伤什么时候的？”
“前天。”
“谁打的？”
李秀兰没说话。
祁同伟开口了：“她丈夫。家暴。”
医生看了祁同伟一眼，低下头，在病历本上写。
“左臂尺骨骨折。面部软组织挫伤。多处陈旧性伤痕。”
他写完，把病历本递给祁同伟。
“这个能当证据用。”
“谢谢。”
祁同伟接过病历本，翻了翻。字写得潦草，但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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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卫生院出来，祁同伟带李秀兰去派出所。
派出所离卫生院不远，拐个弯就到。门口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斗里坐着两个协警，在抽烟。
祁同伟走进去。值班室里有个人，穿着警服，在看手机。
“你好。我是司法所的祁同伟。”
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看手机。
“什么事？”
“石河子村的李秀兰。她丈夫家暴。要补报警记录。”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
“前天没报？”
“报了。你们出警了。”
那人抬起头，把手机放下。
“谁出的警？”
“不知道。只知道来了两个人，说了两句就走了。”
那人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翻了一会儿，抽出一个文件夹。
“前天……石河子……王德贵。有。”他把文件夹打开，看了两眼，“出警了。调解。劝了几句。”
“写了什么？”
“写了‘家庭纠纷，已调解’。”
祁同伟站在桌子前面。
“她胳膊骨折了。那是伤害，不是纠纷。”
那人看了李秀兰一眼。李秀兰低着头，抱着布包。
“你想怎么着？”
“改记录。改成‘涉嫌故意伤害’。做伤情鉴定。”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把文件夹合上。
“这事我做不了主。你找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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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在所长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