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车在县城停下。祁同伟拎着帆布包，夹着被子，手指按着脸盆，站在路边。
县公安局在城西。三栋楼，一栋办公，一栋宿舍，一栋仓库。围墙是砖砌的，刷了白灰，灰上写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八个大字，红漆写的，“打”字的提手旁掉了一点漆。
缉毒队在二楼。楼梯是水泥的，扶手铁管，漆掉光了。走廊尽头，门牌上刻着“缉毒大队”四个字，填了红漆，漆掉了大半，“缉”字的纟旁只剩一点。
祁同伟站在门口。帆布包放在脚边。他整了整衣领，敲了两下。
“进来。”
门是木头的，漆了黄漆，漆面起了泡。他推开门，门轴响了一声。
办公室不大。两张桌子面对面放着，桌上堆着文件。墙上挂着一面锦旗，“缉毒先锋”四个字，金线绣的，金线断了两根，垂下来。窗台上有一盆仙人掌，长歪了，往窗户那边倒。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四十出头，黑脸，壮实，脖子粗，喉结大。穿着警服，警号被桌子挡住了。他抬头看着祁同伟，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
“祁同伟？”
“是。”
“孙建国。缉毒队长。”
他没站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祁同伟坐下。椅子是木头的，硬。
“你在岩台山干了十一天？”
“十一天。”
“办了一个离婚案？”
“是。”
孙建国把笔放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司法所的事，我不问。到了缉毒队，按缉毒队的规矩来。第一条，服从命令。第二条，不怕死。第三条，嘴严。”
祁同伟看着他。
“能做到吗？”
“能。”
孙建国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一下。他走到门口，喊了一声：“老刘！”
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嗒。门推开了，进来一个人。
三十五岁。瘦，黑，话少。脸上有一道疤，从左眉梢到右鼻翼，缝过的，针脚还在。眼睛小，眼窝深。穿着便装，夹克，牛仔裤，运动鞋。手插在口袋里。
“这是老刘。刘建国。队里的老人。你跟他。”
老刘看了祁同伟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移开了。
“跟我来。”
仓库在一楼。铁门，绿漆，漆掉了好几块。老刘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找到一把，插进去，拧了两圈。门开了，门轴很重，推的时候吱吱响。
里面不大。三排铁架子，架子上摆着东西。枪，弹夹，手铐，防弹衣，头盔。枪是黑色的，油亮油亮的，架子上摆了一排。
老刘从架子上拿了一件防弹衣，往祁同伟怀里一放。防弹衣很沉，肩膀往下坠。
“穿上。”
祁同伟穿上了。调整了一下肩带，拉紧，扣上魔术贴。胸口压着，呼吸有点紧。
老刘从架子上拿了一把枪。黑色的，枪管短，握把上刻着编号。他拉了一下套筒，咔的一声，看了一下枪膛，又推回去。
“五四式。两个弹夹。”
他把枪放在桌上。又从架子上拿了两个弹夹，摞在枪旁边。弹夹是铁的，压满了子弹，沉甸甸的。
“手铐。”一副手铐，铁的，亮亮的，链子垂下来。
老刘把东西推到祁同伟面前。
“会开枪吗？”
“会。”
“打过多少发？”
“大学军训的时候，打过五发。”
老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从架子上拿了一盒子弹，打开，里面是黄铜色的子弹，一颗一颗码着。
“靶场在后面。下午去打一百发。打完了，才能出任务。”
下午。靶场。
在仓库后面。一块空地，地上铺了碎石，碎石上长着草。对面立着靶子，纸做的，画着圈，一圈一圈，中心是红的。
老刘站在他旁边。手插在口袋里。
“十发。上靶八发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