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外科病房。
天花板是白的，灯是白的，墙是白的。祁同伟睁开眼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岩台山的司法所。但手背上的针头告诉他，不是。
左腿被吊起来了，绷带缠了好几层，从脚踝一直缠到大腿根。肩膀也缠了，白纱布裹着，像穿了半件背心。胸口青了一块，防弹衣挡住的，但淤血从皮肤底下渗出来，紫黑色的，巴掌大。
他动了一下。疼。不是伤口疼，是全身都疼。像被人拆了又重新装起来，每个关节都在抗议。
“醒了？”老刘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根没点的烟，在指间转着。
祁同伟看着他。嘴干，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老刘倒了杯水，放在床头柜上。“医生说你命大。腿上那颗子弹再偏一厘米，打到骨头，这条腿就废了。肩膀那颗穿过去了，没伤到神经。胸口那颗被防弹衣挡住了，肋骨裂了一根。”
祁同伟伸手去拿水杯。手在抖，够不到。
老刘把杯子递到他手里。水洒了一点，在手背上，凉的。
“躺了三天了。”老刘说，“孙队长来过了，说给你报一等功。”
祁同伟喝了一口水。水从喉咙滑下去，凉凉的。
“那两个人呢？”
“抓了一个。跑了一个。”
“货呢？”
“五公斤。全缴了。”
祁同伟把杯子放下。看着天花板。灯是白的，晃眼睛。
老刘站起来。“你歇着。我晚上再来。”
门关上了。
祁同伟一个人躺在病房里。走廊里有脚步声，护士推着车过去，轮子碾在地板上，咕噜咕噜。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听不清说什么。
他把手伸进口袋。口袋是空的。病号服没有口袋。
纸条没了。
陈海写的纸条。被血浸湿了，字糊了，看不清了。他攥着那张纸条进的救护车。现在没了。
他闭上眼睛。
走廊里的声音越来越远。
住院第四十五天。
腿上的绷带拆了。伤口长好了，新长的肉是粉红色的，嫩。但走路还是有点跛，左腿落地的时候，脚掌往外撇一下。医生说神经恢复需要时间，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可能永远这样了。
肩膀的绷带也拆了。伤口结痂了，黑红色的，硬硬的。阴天的时候会疼，像有人拿针在骨头缝里扎。
胸口不疼了。淤血退了，皮肤上留了一块青黄色的印，慢慢变淡。
出院那天，孙队长来了。
他站在病房门口，穿着警服，帽子戴得正正的。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方形的，一寸见方。
“祁同伟。”
“到。”
孙队长走进来，把盒子递给他。
“一等功。”
祁同伟接过来。盒子是塑料的，红色的，上面烫着金字：“一等功”。打开，里面是一枚勋章。铜的，沉甸甸的。正面刻着五角星，背面刻着编号。
他看了很久。
“回去收拾东西。队里等你。”孙队长转身走了。
祁同伟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勋章。铜的，凉的。
他把勋章放进盒子，盒子装进口袋。
他写了申请书。
申请调往北京。
陈阳在北京。她是他大学时的恋人。毕业后分到了北京，他分到了岩台山。三年了，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每次都说“我等你”。
他把申请书交上去了。
一等功。他以为够了。
申请书被退了回来。
没有理由。连个信封都没有，直接放在桌上。白纸黑字，他写的字，他签的名。纸被折了一下，折了一道印。
他去找孙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