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后，杨林站在夏洛滕堡宫的走廊里，怀里抱着那个装着图纸的皮筒，感觉自己是抱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炸弹这个词用得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在1904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460毫米主炮的设计图纸如果泄露出去，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不亚于一场真正的大爆炸。
英国情报部门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然后朴茨茅斯船坞里的船台上会出现更大的炮塔、更厚的装甲、更快的战舰。英德海军竞赛将从“比谁造得快”升级成“比谁造得大”，而在这场竞赛中，德国的工业基础虽然强大，但英国的造船能力——三十六个可以建造主力舰的干船坞，每年下水超过十万吨的军舰——仍然是德国的两倍以上。一场全面的造舰竞赛，德国没有胜算。
所以他需要精确地控制信息的传播范围。图纸必须只让该看到的人看到——德皇、海军部的高层、少数几个绝对可靠的工程师。其他人——包括帝国议会的大多数议员、绝大部分海军军官、所有外国情报人员——都不应该知道这张图纸的存在，直到第一艘新型战列舰下水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将成为既成事实，英国人就算想追赶也来不及了。
这个保密策略，杨林是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学到的——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在穿越前，他读过一篇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发历史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中国在研发原子弹的过程中采取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所有参与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签了保密协议，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正是这种严格的保密，让中国在核武器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如果当年中国高调宣布“我们要造原子弹”，美国人和苏联人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正是因为“闷声发大财”，中国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核技术。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他的造舰计划。如果德国高调宣布“我们要造460毫米主炮的战列舰”，英国人会在第一时间跟进，并且凭借他们的造船能力优势在三年内追上。但如果德国悄悄地把图纸变成现实，等到第一艘新型战列舰下水的时候再公之于众，英国人将面临一个噩梦般的局面：他们的整个舰队，在一夜之间变得过时了。
夏洛滕堡宫比他在照片上看到的更加华丽——或者说更加浮夸。威廉二世的审美取向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越多越好。洛可可式的石膏雕花上叠加着新巴洛克式的鎏金装饰，墙壁上挂着比真人还大的油画，画的是腓特烈大帝在某个战役中的英姿，画框上的天使雕塑胖得像发酵过度的面包。脚下的波斯地毯厚得能把脚踝埋进去，头顶的水晶吊灯大得能住进一家人。
每一寸空间都在呐喊：我是皇帝，我很有钱，我品味很好——而后两点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里似乎被刻意忽略了。
杨林穿着那套深蓝色的海军学员制服，站在走廊的阴影里，等着侍从官进去通报。这是他第四次来夏洛滕堡宫，前三次都是“家庭活动”——一次是复活节晚宴，一次是他“姐姐”的订婚仪式，一次是威廉二世的生日庆典。
每一次来，他都会在同一个位置站上几分钟，让自己适应这种铺天盖地的奢华。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奢华——他在穿越之前也不是什么苦行僧，偶尔也会去一些不错的餐厅吃饭——而是因为这种奢华的背后藏着一种他无法忽视的东西：某种对现实的拒绝。
威廉二世不喜欢现实。现实太复杂、太沉重、太多限制。现实告诉他，德国不可能同时拥有一支世界第一的陆军和一支世界第一的海军，因为资源和人力都是有限的。现实告诉他，英国不会坐视德国挑战它的海上霸权，因为那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
现实告诉他，造舰竞赛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因为它只会把双方都拖入军备竞赛的泥潭，最终让所有人变得更不安全。但威廉二世选择不听现实的这些话。
他选择听自己想听的那些——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告诉他“我们可以在十年内赶上英国”，财政部长告诉他“我们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宫廷建筑师告诉他“我们可以建一座比凡尔赛宫更漂亮的宫殿”。
所以就有了这座宫殿。一座拒绝现实的宫殿。
“殿下。”侍从官从门里走出来，微微鞠躬，“陛下请您进去。”
杨林深吸一口气，把皮筒夹在左腋下——这个动作他练习了很多次，因为他的左臂不如右臂有力，夹东西容易滑落——然后走进了餐厅。
餐厅比走廊更加夸张。长桌足够坐三十个人，但今晚只有不到十个人在场——威廉二世不喜欢大规模的家庭聚会，他认为那“太像议会了”。
桌上铺着雪白的亚麻桌布，上面的银质餐具擦得能照见人影。每一套餐具旁边放着三个不同大小的酒杯——一个装莱茵白葡萄酒，一个装摩泽尔白葡萄酒，一个装波尔多红葡萄酒。
至于水杯——没有人会在晚宴上喝水。喝水是平民的习惯，是那些在工厂里挥汗如雨的工人和在地里弯腰耕种的农民的习惯。在宫廷晚宴上，葡萄酒是唯一的液体。
威廉二世坐在桌子的主位，穿着他标志性的海军制服——不是皇帝的正装，而是海军上将的礼服，肩章上的鹰徽是用金线绣的，在烛光下闪闪发光。
他的左臂——那只天生萎缩的手臂——很自然地搭在桌沿上，用右手的叉子叉起一块火腿，送进嘴里。他吃东西的样子很专心，像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每一口都要咀嚼很久，然后慢慢地咽下去，仿佛在品味食物中的每一个分子。
在杨林——杨林——所读过的所有历史书中，威廉二世都被描述成一个虚荣、傲慢、神经质、充满不安全感的皇帝。这些描述没有一个是错的，但它们都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这个人的存在感极强。
当他坐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你很难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英俊——他的五官只能说端正——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侵略性的能量场，让你觉得他随时会站起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让你觉得这个房间里的空气都是他提供的。
“奥斯卡！”威廉二世注意到了他的到来，右手一挥，叉子上的火腿汁差点甩到旁边的人身上，“你迟到了。海军学院不教守时吗？”
语气是责备的，但眼角有笑意。杨林在这个时空的父亲——尽管他每次想到这个词都会感到一阵眩晕——似乎心情不错。威廉二世的心情变化很快，有时候一顿饭的时间里能从大笑变成暴怒再变回大笑，像一个情绪调节器坏了的收音机。
杨林在穿越后的第一次家庭晚宴上就见识到了这一点——当时皇储威廉说了一句什么话，威廉二世突然把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指着皇储的鼻子骂了整整五分钟，然后坐下来，继续吃饭，脸上带着微笑，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对不起，陛下。”杨林微微鞠躬。他还没有习惯叫“父亲”，每次都用“陛下”来代替。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纠正过这一点。也许他们觉得这是王子的某种怪癖，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在意。
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有很多怪癖，威廉二世喜欢在早餐时同时阅读六份报纸，皇储威廉喜欢收集各种型号的马鞭，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每天要换六次衣服。在这样一群人中，一个王子不喜欢叫“父亲”实在算不上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
“坐下吧，坐下吧。”威廉二世指了指桌子末端的一个位置，“你在学院里过得怎么样？冯·英格诺尔将军给我写的报告说，你的轮机工程成绩进步很快——从‘完全不合格’变成了‘勉强合格’。这算是一种进步吧。”
桌上有人轻笑。杨林认出了笑声的来源——他的“大哥”，皇储威廉，一个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老成的年轻人，嘴角挂着一种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式讥讽。皇储威廉今年二十二岁，比他小——不，比他“大”六岁。每次想到这里杨林都会感到一阵混乱。
在原来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十九岁的大一新生。在这个世界里，他是一个十六岁的王子。所以他比皇储威廉“小”六岁，但实际上他的心理年龄比皇储威廉还要大三岁。
这种年龄上的错位让他在和“大哥”互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语气——是应该像弟弟对哥哥那样谦卑一点，还是应该像一个经历过更多事情的人那样从容一点？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少说话。
在历史上，这位皇储以“头脑简单、性格傲慢”著称，一战期间担任集团军司令，表现平平，战后和父亲一起流亡荷兰。
杨林在穿越前读过一个关于皇储威廉的轶事：有一次他在军事演习中指挥一个骑兵师，因为看不懂地图，把部队带进了一片沼泽地，差点全军覆没。
事后他的参谋长委婉地建议他多学习地形学，他的回答是：“普鲁士军官不需要学习，普鲁士军官天生就会打仗。”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它完美地概括了皇储威廉给人的印象。
“是的，陛下。”杨林坐下来，把皮筒小心地靠在椅子旁边，“我最近在自学船舶设计。”
这句话让整个餐桌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