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15日，柏林。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没下。空气中的湿度很大，让人感觉像泡在一锅温水里。杨林站在Z计划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街道上稀疏的行人。他们都穿着浅色的夏装，手里拿着伞，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降雨。
身后的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
他们是杨林在过去两个月里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的——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而是通过私人关系、通过冯·迪特里希的介绍、通过一些非正式的会面和信件。他们的名字，在1905年的德国，代表着财富和工业的力量：
卡尔·弗里德里希·拉普——BMW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当时还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工程师，刚刚从一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离职，准备创办自己的公司。他的眼睛很亮，说话很快，手势很多，看起来不像一个企业家，更像一个艺术家。
保罗·戴姆勒——戴姆勒-奔驰公司的技术总监，戈特利布·戴姆勒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和对内燃机的狂热，但他比父亲更务实、更有商业头脑。他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像一个银行家。
古斯塔夫·克虏伯——克虏伯钢铁帝国的掌门人，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魁梧、留着浓密胡须的男人。他是这个房间里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最难说服的人。克虏伯家族与霍亨索伦家族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但古斯塔夫·克虏伯不是一个会被“王子”这个头衔打动的人。他只相信数据和利润。
还有几个人——来自莱茵金属的代表、来自西门子的工程师、来自AEG的技术专家——但他们的名字和面孔在杨林的记忆中没有那么清晰。他知道这些人很重要，但他们不是这个会议的核心。核心是那三个人：拉普、戴姆勒、克虏伯。
“殿下，”冯·迪特里希走到他身边，低声说，“人都到齐了。”
杨林转过身，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的长桌上，铺着三张巨大的图纸。每一张图纸都有一米多宽、两米多长，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数字和标注。三张图纸分别画着：
一辆坦克。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笨重的、缓慢的、像铁盒子一样的菱形坦克，而是一辆有着倾斜装甲、宽大履带、流线型炮塔的坦克——一辆看起来像是来自未来的坦克。
一辆突击炮。没有炮塔，战斗室直接安装在车体上，主炮从车体前部伸出，低矮的车身让它几乎贴在地面上。这不是一个进攻性的武器，而是一个防御性的、支援步兵的武器——一辆能够用火力为步兵打开突破口的钢铁推土机。
一架飞机。但它不是1905年那种用帆布和木头制作的、看起来随时会散架的双翼机。它是一架下单翼、流线型机身、固定起落架的单翼机——最关键的是，它的机翼被设计成了倒鸥形，就像一只展开翅膀的鸟。
斯图卡俯冲轰炸机。
杨林站在长桌的一端，看着那些资本家们的表情。
拉普是第一个走过来的。他弯下腰，把脸凑到斯图卡的图纸上，鼻尖几乎碰到了纸面。他的眼睛从机头扫到机尾，从机翼扫到机身，每看到一个细节，他的眉毛就会挑一下。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默念着图纸上的那些数字——翼展、机长、机翼面积、最大起飞重量。
“殿下，”拉普直起身，声音有些颤抖，“这是什么？”
“一架俯冲轰炸机。”杨林说。
“俯冲轰炸？”拉普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尝这个新词的味道，“你是说……这架飞机能从高空俯冲下来，在接近目标的时候投弹？”
“是的。俯冲角度可以达到六十度甚至更大。这样投下的炸弹精度会大大提高——理论上可以命中一艘正在高速航行的驱逐舰。”
拉普沉默了。他看着图纸，又看了看杨林，嘴唇动了几次，像是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他摇了摇头。
“殿下，”他说，“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这架飞机的结构。下单翼、倒鸥形、固定起落架——这些都可以造出来。但是……发动机。您标注的发动机功率是一千一百马力。殿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功率还不到两百马力。一千一百马力……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知道。”杨林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你们——BMW——来帮助我进入那个世界。”